一、合肥合肥地区历史演变的地区的特特点
历史是文化之母。合肥区域，历史或者说环巢湖区域历史发展有几个重要方面特别值得注意，文化这就是合肥距今50万～20万年左右早期人类自身的演化史（巢湖人）、最早距今6000年的地区的特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（肥西大墩子），和距今3600年左右可考察的历史历史演变（桀奔南巢以来）。在这后3600年的文化历史发展中，合肥由江淮三个小区域文化的合肥边鄙之地，逐渐发展为安徽省会的地区的特大都市、江淮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历史历史沧桑，文化在合肥地区的合肥历史发展中可谓显露无遗，十分具有典型性。地区的特这个沧桑巨变中，历史西晋时期，合肥至寿春水运的阻断是一个重要节点，原来联通中原与南方、促进合肥兴起的江淮水道由于地震的原因彻底不能通航了，合肥因此失去了“输会之都”即贸易中转站的地位。合肥再被重视始于成为新时期州府治所的驻地，即庐州府的治所所在。这个中心对于抟成合肥本土文化极其重要，数百年间一个区域中心，凝聚了周边县乡的人气与文气，形成了合肥区域有特色的文化。之后，这个中心地位虽然曾经短暂失去（民国时期合肥只是县级），但是合肥不仅没有衰落下去，反而迎来了成为安徽省会，从而得到大力发展的新机遇。合肥的历史发展，除了因为全国发展的大形势以及一些偶然的与不可抗拒的因素外，合肥人民非同一般的保家卫国的努力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，这从三国时期的刘整、郑像不屈强役、为保卫合肥新城而英勇牺牲，受到朝廷嘉奖，以及宋元以来持续不断的乡民自发组织、保卫乡土免受侵害的行动发展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淮军，都能充分表现出来。
二、合肥地区风俗文化演进的几个阶段
风俗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。合肥地区文化风俗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，即夏商西周的萌芽阶段；春秋战国的融合时期；秦汉隋唐的楚风阶段，唐末五代至明清的庐州即合肥文化阶段。
夏商西周阶段，整体上也可以谓之淮夷或南淮夷时期，整个江淮地区属于淮夷文化的一部分。同时，中原文化也不断地渗入，如“桀奔南巢”等。商、周文化传入的也有很多。到西周后期、春秋前期开始融合形成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群舒文化，特色鲜明的群舒青铜器是其代表。但也主要表现在巢湖以西、以南地区，巢湖以东受到吴越、徐、钟离的影响更大。而合肥市区一带，当时还是文化的边地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楚文化与群舒或者南淮夷文化融合时期。这就是环巢湖区域文化的起源时期。接着是秦汉到隋唐时期，可以统称为“江淮文化阶段”，或者楚文化占据主流的时期。这一时期前期合肥地区分属九江郡（后改淮南郡）与庐江郡。汉末合肥虽然一度成为扬州府的治所，但时间只有四十多年。南北朝时期政治区划更加混乱，侨置郡县很多。梁武帝太清元年（547年）改汝阴（合肥）郡为合州，隋开皇三年初置庐州（583年），合肥作为独立政区中心地位才正式出现，区域性文化精神才有凝聚的基础。在此之前，合肥多数时候都是战争之地，转输贸易之地，人群不断流动地区。文化建设很薄弱。庐州府建立之初，本地人口并不多，文化人才也少见。合肥区域文化精神的成型要到杨吴政权之后。嘉庆《庐州府志》曾有一个总结：“庐州在三国六朝为兵争之地，士以选举进者盖希。隋唐设进士科，庐州必有文艺登者，惜乎旧志不能详也。自宋以来，乃彬彬矣。”可谓是从一个侧面对于合肥地区文化发展的简明概括。
不过，这一时期合肥文化只是江淮文化的一部分，而合肥地区因为楚人散居较集中，构成了以后合肥地区文化萌芽发展的基础。具体表现就是持续到今天的合肥地区以“郢”命名之地全国最多（全国以郢命名的地名有17237处，安徽占百分之九十，其中合肥有5816处，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）。“郢”是楚国都城的专称，战国末期寿春的专名。秦军攻占郢城寿春后，楚人四处奔散，流落到合肥地区山乡野地的最多，留下这些带有楚人标记的地名，传至于今。楚文化因素更多地保留，构成后来庐州文化的重要因子。合肥区域文化与安庆区域文化、六安区域文化的差异，重要的表现就是楚文化因子更多的影响。魏晋隋唐时期正史中经常见到的“淮南楚子，天下精兵”，“楚兵轻而锐”，“楚淮之人可为兵”等记载，很多是写庐州府的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讲淮南、弋阳、庐江、历阳等江淮地区郡县风俗说：“人性并躁劲，风气果决，包藏祸害，视死如归，战而贵诈，此则其旧风也。自平陈之后，其俗颇变，尚淳质，好俭约，丧纪婚姻，率渐于礼。其俗之敝者，稍愈于古焉。”清人王茂荫说庐州府“习俗强悍，勇于战争”，比较看与早期包括合肥地区的江淮风俗文化可以说精神相通，一脉传承。
第四个时期就是唐末五代到明清时期。庐州府持续存在数百年，凝聚了这一区域各种文化气息，逐渐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文化氛围或文化圈。其中杨行密“三十六英雄”很重要，凝聚了庐州府的人气，对于区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。以后庐州府所辖县域虽不时有所变化（宋代分为庐州府与无为军），但是以合肥为中心的庐州府（路）在元明清的持续存在，奠定了本区域特色文化的基础。合肥方言逐渐形成，合肥文化逐渐有了自己的特点。元末余阙《合淝修城记》所说最典型：“余生长合淝，知其俗之美，与夫所不从乱而可与守者有三焉：其民质直而无二心，其俗勤生而无外慕之好，其材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。……惟其质直而无二心，故盗不能欺；勤生而无外慕之好，故利不能诱；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，故兵不能訹。”
认识到这样的风俗文化，我们才能懂得清朝后期合肥地区乡民自发保卫家乡，最后形成叱咤风云之淮军的文化背景，和环巢湖区域文化军政特色的根源。三国时期合肥城守坚固，后来也有“铁打的庐州”之美誉，不只是城池本身坚固，更主要的是守卫者的坚持与勇猛，本地人热爱家乡支持守卫的决心与毅力。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楚文化的基因作用，也有一些南淮夷朴实仗义精神的影子，和后来本地区不断传承汉魏英雄故事的结果。
（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）
□陈立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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